中文歌詞創作的工作情況有兩種：一種是先完成歌詞，再找人譜曲，歌詞創作者沒太多限制，把要說的故事用自己喜歡的格式交代清楚後，接下來就讓作曲人去煩惱。第二種是為已經寫好的曲子填上詞，中文流行音樂製作比較傾向先選好曲再填詞，對填詞人難度在於不管要說一個怎樣的故事，都會被旋律的框架限制，一流的填詞人是可以找到像寶石一樣的字與韻，鑲嵌在曲子裡，歌手唱起來，故事特別生動深刻，讓這首歌有更流行的機會。

漢語是有聲調的，不同方言的聲調又各有不同，比如閩南語有7個，粵語有9個，而國語只有4個，組成旋律的音符，基本的就有7個了，國語的4個聲調要跟一段旋律裡的所有音符都協調可是一個天方夜譚，但可以避重就輕，也不算太困難。

填詞的工作除了字數限制以外，更難的是韻與聲調的選擇，不同的旋律組合會帶來不一樣的難度，大致上來說，以五聲音階為基礎、樂句順暢的曲會比較容易填上中文字。

正因這種限制，優秀的文字創作者不一定填得好歌詞，能成為填詞人的未必寫得好一本小說，但他們深諳旋律裡的陷阱在那裡，懂得繞道。填詞工作不容你天馬行空，有時想到絕世好句，填進旋律裡就變拗口，頓時失去美感，甚至變成完全不同的意思，填詞人得一直在漢字的多音多義裡進行多番的拆解與組合，才能更完美地說好一個故事。 

“倒音”是填詞地雷

中文的多音多義是很容易踩到的地雷，例子挺多的，常見的就是“倒音”，倒音就是用字的聲調或韻腳與音符的高低起跌有衝突，導致唱起來完全變了另一回事，著名的例子有蕭亞軒〈愛的主打歌〉，不看歌詞的話會一直聽到“豬大哥”，經典一點的例子有〈秋蟬〉，第一句“聽我把春水叫寒”，“水”是上聲，然而這一句的旋律，水是最高音，於是聽起來就像“春睡”，跟原意出入就很大了，這些都是倒音的例子。

若問到為何在製作過程裡，那麼多人把關之下竟然沒人挑出毛病還可推出市場？真實原因不得而知，或許是經過多番修改，還是覺得原詞含義無可取代？不管怎樣，一般情況下，大家都會避免倒音或多音多義引起的混淆，最好的情況是詞曲咬合緊，讓人順著旋律一聽就懂，歌手也更容易進入狀況，情感也能更有效地表達。

李宗盛常常強調：“唱歌是說話的延伸。”我很認同，中文歌詞不管是白話或是隱晦的文字遊戲，若唱的時候能如說話那樣自然，能流行的機會是大得多的。

先前說過，若是中文歌的話，以五聲音階為基礎的旋律結構，是比較容易自然地填上國語的，但中文流行歌發展了多年，歌的和旋結構、樂句的相似度越來越高，也導致歌詞的同質性越來越高。尤其是情歌的基本套路來去就那幾個結構，容易唱的韻腳與容易聽懂的字重複又重複地被使用，即使創意組合上有所不同，還是會給人似曾相識，甚至老套的感覺。

整體氛圍是先驅

近十年，許多音樂人都在尋求突破，不一定以旋律起伏優美、朗朗上口為創作的大前提，也早就不被五聲音階綑綁，反而更注重整體氛圍，旋律的結構與樂句的玩法也越來越多元，對於傳統上填詞的禁忌不再那麼注重，只要有新意，情境符合時代，好不好唱倒不倒音反而是其次了。

比如吳青峰寫給楊丞琳的〈年輪說〉，單是歌名就讓你有無限想像，用年輪一圈又一圈描述一個女人在感情上的成長，自憐又優美，若是太執著於詞曲咬合或好不好唱，副歌的“一是、十是”都要換成別的字，會直接影響了整個概念與美感，取捨就在這。

以往被推崇的淺白易懂好唱，也不再是金科玉律，第29屆金曲獎最佳作詞獎花落宋冬野的〈郭源潮〉，用了大量的引用與隱喻，即便他的歌詞旋律咬合極佳，每一個字都聽懂了，聽完一整首還是沒有頭緒，直到花了些時間搞清楚他要說的故事，才擊節稱賞。

講究押韻與咬合的歌詞作品也不盡然開到荼靡，比如李劍青的〈匆匆〉，李宗盛把一整篇散文寫成歌詞，開頭是這樣唱的：“分租房每月三百 緊挨著煙囪 睡裡廂的姓李名字叫雙喜 是我的二房東”，不落俗套，挨著旋律，每字每句清清楚楚，是填詞的好教材。

理論上是沒有填不上詞的曲，執行上難度還是會因曲風而異，試試拿西洋樂曲填詞，便知道那些歌聽起來好聽跟用語脫離不了關係，中文字有其發音與文法限制，不一定適合每種曲風，就像硬要把周杰倫的〈青花瓷〉填上英文詞，聽起來一定很彆扭。別說外文了，同是中文字，粵語或閩南語創作，填上華語字也都不一定會順，在詞曲創作裡，語言是限制，也是風格啊。

Cover Image: John Hult/Unsplash 

2003年進入音樂圈，得過幾個獎，是錄音師、音樂製作人、填詞人與經紀人。在華語樂壇累積的歌詞創作超過200首，也曾在各大媒體撰寫專欄。2014年成立大茶飯娛樂經紀，不安於室，斜槓中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