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時候我在人生中會跟隨命運的安排，我想看看它會把我帶到哪裡。”台灣劇場導演朱芳儀回顧過去，從熱愛舞蹈的小女孩，長成今天的百變藝術家，她在人生與創作中，經歷無數次的變形，如同鄉野傳說中的百變狸貓。她深知，為了找到自我，變形是必須的。而每一次的變形，都伴隨不同程度的痛苦。

2018年朱芳儀出席《作為人類在任何地方》讀劇演出。攝影：張源禾

朱芳儀七歲學舞，在師資優秀又無緊迫競爭壓力的環境下，很純粹地享受跳舞。“當時我並沒有被要求「成為世上最好的舞者」這樣的壓力。所以我那陣子每個禮拜最期待的就是週末可以去舞蹈班。那簡直就是支撐我熬過學校課業的動力（笑）。” 

在舞蹈中，芳儀學習到如何使用身體去衡量重量與空間，怎麼跳得比較高，什麼角度比較好。“表演的各種元素，像現場的音樂、空間，還有你自己的身體，和別人的協作等等，這些都是很自然就能感受到的。很多時候，當我的身體跟音樂合二為一，或是當我的意念和舞蹈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我會感受到很純粹的快樂。” 

然而就在八歲那年，她被診斷出有脊椎側彎的問題。對舞蹈的熱愛伴隨身體實際且劇烈的疼痛，交織著芳儀的童年與青春期。身體的疼痛尚且可靠吃止痛藥和肌肉鬆弛劑暫時緩解，但對於自己日後可能無法成為舞者的事實，卻一直盤旋在她的腦海中。 

最後在考大學的時候，她選擇了戲劇系。這是她第一次變形。 

2013心劇團《媽媽萬歲》 攝影：李東陽

被說性格像狸貓，因而創立狸狸狸劇團

大學畢業後，芳儀以接案子的方式進出不同的劇組，擔任導演、動作設計或演員。流轉在不同劇組的日子也並非沒有收穫，但芳儀想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創作者。“我覺得我的工作好像很沒有焦點，只是在不斷地穿脫外套而已。這些作品都不是為了自己而做的。” 

於是她和幾個長期合作的劇場夥伴，創立了「狸狸狸劇團」。

朱芳儀2015年創辦了狸狸狸劇團。

“關於狸的形象，是很久以前我某一任男朋友跟我說的。他說他觀察我很久之後，覺得我跟狸貓很像。後來我就對狸貓產生了興趣，去查了關於它的傳說和故事之後，也開始覺得這隻動物跟我有點像。” 

狸貓在民俗傳說中有百變的形象。它是亦正亦邪的精靈，偶爾會作弄人類，偶爾也會給人類帶來啟示。芳儀借助狸貓千變萬化的能力作為面具，讓她融入各式各樣的疑問與答案裡面。一變再變，她最終想要尋找的，是自我。 

2019紅心字會翻滾吧御飯團×狸狸狸劇團《如果沒有槍我也不會殺人》。攝影：周雅立

因感覺心虛，開始走訪、田調尋找創作核心

芳儀在2013年完成了一項與台灣東南亞新住民有關的演出，也是從這個案子開始，逐漸改變了她創作的方式。

“當時讓我很心虛的是，即便當時是盡我所能去完成了作品，但我其實並沒有很了解新住民。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，我感覺我好像是消費了他們。所以我想要補做這一份功課，我就展開了自主田野的工作。” 

於是在創立狸狸狸劇團之後，他們第一個作品就選擇了東南亞新住民為對象。2015年間，芳儀花好幾個月的時間走在路上，結識不同的東南亞移民。她想要認識生活中的新住民，走進他們的日常與社群中。

芳儀走入東南亞新住民的社群，想要真正認識這些一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。

“我做田野調查的經歷告訴我，如果是抱著已經知道結果的態度去做的話，這樣是很先入為主的。真正做調查，其實過程中我們可能會一直更換題目、框架，到最後可能跟最初設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。” 

但不預設一點框架，卻讓她在田調中猶如茫茫大海撈針。她試圖去尋找東南亞移民的群像，尋找他們的共同之處，但卻發現了他們彼此的差異。這些異性質之高讓她越是靠近，就越是看不清楚這個群體。 

於是某次她忍不住，向當時交涉的南洋姐妹會提問，“你們有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群像？”、“你們有沒有覺得台灣哪位學者整理的資料或調查是最準確的？”但南洋姐妹會的人都紛紛告訴她，沒有。

看似是個死胡同的答覆，卻讓芳儀恍然大悟，突破盲點。 

“我當下突然發現說，我一直都在把他們當作是一個課題，但是其實他們是個有能動性的主體。我想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些經驗的話，我現在的創作不會有改變，還是跟以前一樣。” 

打破格局之後，她重新找到創作核心，繼續挖掘劇場和這些群體、議題或人生故事之間的聯繫。芳儀慎重看待每一次的創作主題，小心翼翼承接他人痛苦的故事，與自己痛苦的經歷。她領悟到痛苦之所存在，是為了被突破。 

因工受傷，朱芳儀：“我們要對痛苦懷有敬意。”

“我當時接了一個不到一個月就要首演的製作，進組後才知道原來我需要身兼很多角色，演員、動作設計、操偶等等。而且現場的操偶也是很遲才運送過來，我也在沒有跟原本的操作者溝通的情況下，硬是操作了一個我身體不能負荷的偶。我勉強地完成了這項工作，結果，當晚就進急診開刀了。 ”  

手術之後，芳儀花很長時間復建。從翻身、起身再到走路，全都要重新開始學習。同時她還必須處理與工傷有關的勞保、理賠等等行政工作。來回不斷地申請、駁回與交涉，讓傷後常常只能在床上動彈不得，連生活經濟都出現問題的她，更是身心俱疲。 

芳儀手術後花很長時間復建。

“在這過程中我感覺到有個很‘死亡’的狀態。它跟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無法成為舞者是不一樣的狀態。那種感覺就像牙痛，可能去拔牙就能消解了。可是這種‘死亡’狀態卻無法得到緩解，我在這狀態中持續很久，感覺自己快要瘋掉了。” 

芳儀在講述這段經歷時，不時停頓整理思緒。她說，現在回想她並不會覺得這段經歷是悲傷的，反而更像是打開了某種通道似的，讓她對身體的活力有更多想法。 

“在復建的過程中，我其實是重新打開了某些限制和想像。回想過去，我從小學開始跳舞，一直到十八歲。後來考進了藝術學校，但也因為脊椎問題而不得不放棄了舞蹈，選擇了戲劇系。所以我在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這幾年，一直都覺得‘天啊我就不是舞者’。” 

“即便過程中我參與了許多舞蹈劇場、動作設計的工作。但是過去我對於舞者身份有某種認定，讓我覺得當時候的我距離舞者很遠。一直到復建的過程，我重新體會到身體的活力，它有點拆解掉了我之前覺得舞者應該有什麼模樣的想法。”

比起第一次動手術，第二次的受傷經驗對她來說打擊更大，感受更複雜。

芳儀在身體活動受障礙期間，更深刻地體會到肢體運用的邏輯與感受。外來問題或神經問題所導致的缺陷不一樣，不同軀體在不同狀態下也有不一樣的表現，她開玩笑說這一次的體驗讓她感悟到：“以前我們在劇場演瞎子、聾人，或是學習重新站起來的人，都真的是在亂演（笑）。” 

“痛苦如果說要有意義的話，我們都是等它結束了才會浮現出來的，可是在過程中我們需要去面對和處理它。每個人在遇到自己超越不了的痛苦時，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巨大的，所以我們要對痛苦懷有敬意。” 

“面對痛苦，我們就好像在煉丹房裡面，它似是要我們解開什麼，然後把我們帶到下一個維度去。痛苦需要被超越，而不是壓抑。因為如果不超越痛苦的話，我們就會一直活在裡面。”

刷廢片認識BTS，透過他們的音樂得到治癒

但在真正達致釋懷以前，芳儀也有過憤怒與不甘，如毛毛蟲破繭成蝶之前，必須經歷黑暗且孤獨的歲月。在這個過程中支撐她意志的，是可能許多人意想不到，卻也可能是有些人精神糧食的方式——透過追星。 

“因為我動完手術後很長一段時間只能躺在床上，做很簡單或很沒有建設性的事情。當時我情緒也很低迷，沒辦法投入精神專注看影集，常常都是在刷很零碎的小廢片。我就是這樣不經意聽到了BTS的音樂。”

芳儀提到2018年她到日本去做田野調查，訪問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海外救援者時，耳邊一直播著的就是BTS的歌曲。

“我從聽他們的歌開始，認識到他們認真工作、生活的模樣，慢慢地越來越欣賞他們。我覺得他們就是藝術家，看著他們努力完成作品的時候，我會倍受鼓舞。”

2017年芳儀脊椎手術後第一次棚拍照片。

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，芳儀被這群努力生活，追求夢想的音樂人所鼓舞，之後還因此鼓起勇氣去報讀了博士班。“我也想要像他們一樣有精神，朝自己的目標前進。我就是看到BTS成員金南俊都已經去到聯合國演講了，我也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 

如今，芳儀再度出發，回歸劇場的舞台。她仍然走訪在不同的田野調查中，探索那些她好奇的、想體驗的事情。過去的打擊沒有讓她停下腳步，反而淬煉成了她的素養與底蘊，能夠更寬厚的看待人生。如同一隻百變狸貓，面對人生的百轉千迴，她將會不斷變形去抵抗、適應與成長。 

從《女節》看到女性主義在不同斷代的面貌

2017年，芳儀受邀出席台灣第六屆國際藝術展《女節》。每四年舉辦一次的《女節》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女性劇場創作者和她們的作品。

“因為《女節》是好幾年才開展一次，所以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不同的斷代。早期的時候，我想那一代的女性創作者，她們呈現的抵抗的感覺會比較強烈。等到我去的時候，我自己其實已經不再那麼強烈地感受到我要抵抗壓迫感了。“ 

隨著性平運動的發展，性別意識也進步了許多。但是女性面對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的性別壓迫事件，對芳儀來說，女性要面對的是跟自己整個成長經歷有關的。 

“在我的工作環境中並沒有遇到很明顯的性別壓迫事件，但是其實女性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不同，面對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。我覺得女性面對的問題跟她的成長環境、生活文化有關，她整個人的成長都會影響她的人格。” 

當問及她心中最理想的性別平等是什麼狀態時，芳儀認為，目前的我們也許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。 

“我從小就生活在性別很多元的環境中，目前我的同溫層普遍上性別意識也都進入到一個蠻自由的狀態了，但我覺得我也可能還有我自己都還沒能拆解的性別框架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我覺得在我的性別意識還未達到更進步之前，我可能無法給出一個理想的答案。” 

確實，社會與文化的價值觀一直在轉變，所謂理想的社會，應該要是可以不斷進步的社會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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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er Credit：朱芳儀 

文 / 彭美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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