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R STORY | 專訪 | 劇場導演朱芳儀:把生活打擊化作狸貓變形記,BTS是我的精神導師!

“有時候我在人生中會跟隨命運的安排,我想看看它會把我帶到哪裡。”台灣劇場導演朱芳儀回顧過去,從熱愛舞蹈的小女孩,長成今天的百變藝術家,她在人生與創作中,經歷無數次的變形,如同鄉野傳說中的百變狸貓。她深知,為了找到自我,變形是必須的。而每一次的變形,都伴隨不同程度的痛苦。
2018年朱芳儀出席《作為人類在任何地方》讀劇演出。攝影:張源禾
朱芳儀七歲學舞,在師資優秀又無緊迫競爭壓力的環境下,很純粹地享受跳舞。“當時我並沒有被要求「成為世上最好的舞者」這樣的壓力。所以我那陣子每個禮拜最期待的就是週末可以去舞蹈班。那簡直就是支撐我熬過學校課業的動力(笑)。”
在舞蹈中,芳儀學習到如何使用身體去衡量重量與空間,怎麼跳得比較高,什麼角度比較好。“表演的各種元素,像現場的音樂、空間,還有你自己的身體,和別人的協作等等,這些都是很自然就能感受到的。很多時候,當我的身體跟音樂合二為一,或是當我的意念和舞蹈完全融合在一起,我會感受到很純粹的快樂。”
然而就在八歲那年,她被診斷出有脊椎側彎的問題。對舞蹈的熱愛伴隨身體實際且劇烈的疼痛,交織著芳儀的童年與青春期。身體的疼痛尚且可靠吃止痛藥和肌肉鬆弛劑暫時緩解,但對於自己日後可能無法成為舞者的事實,卻一直盤旋在她的腦海中。
最後在考大學的時候,她選擇了戲劇系。這是她第一次變形。
2013心劇團《媽媽萬歲》 攝影:李東陽
被說性格像狸貓,因而創立狸狸狸劇團
大學畢業後,芳儀以接案子的方式進出不同的劇組,擔任導演、動作設計或演員。流轉在不同劇組的日子也並非沒有收穫,但芳儀想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創作者。“我覺得我的工作好像很沒有焦點,只是在不斷地穿脫外套而已。這些作品都不是為了自己而做的。”
於是她和幾個長期合作的劇場夥伴,創立了「狸狸狸劇團」。
朱芳儀2015年創辦了狸狸狸劇團。
“關於狸的形象,是很久以前我某一任男朋友跟我說的。他說他觀察我很久之後,覺得我跟狸貓很像。後來我就對狸貓產生了興趣,去查了關於它的傳說和故事之後,也開始覺得這隻動物跟我有點像。”
狸貓在民俗傳說中有百變的形象。它是亦正亦邪的精靈,偶爾會作弄人類,偶爾也會給人類帶來啟示。芳儀借助狸貓千變萬化的能力作為面具,讓她融入各式各樣的疑問與答案裡面。一變再變,她最終想要尋找的,是自我。
2019紅心字會翻滾吧御飯團×狸狸狸劇團《如果沒有槍我也不會殺人》。攝影:周雅立
因感覺心虛,開始走訪、田調尋找創作核心
芳儀在2013年完成了一項與台灣東南亞新住民有關的演出,也是從這個案子開始,逐漸改變了她創作的方式。
“當時讓我很心虛的是,即便當時是盡我所能去完成了作品,但我其實並沒有很了解新住民。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,我感覺我好像是消費了他們。所以我想要補做這一份功課,我就展開了自主田野的工作。”
於是在創立狸狸狸劇團之後,他們第一個作品就選擇了東南亞新住民為對象。2015年間,芳儀花好幾個月的時間走在路上,結識不同的東南亞移民。她想要認識生活中的新住民,走進他們的日常與社群中。
芳儀走入東南亞新住民的社群,想要真正認識這些一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。
“我做田野調查的經歷告訴我,如果是抱著已經知道結果的態度去做的話,這樣是很先入為主的。真正做調查,其實過程中我們可能會一直更換題目、框架,到最後可能跟最初設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。”
但不預設一點框架,卻讓她在田調中猶如茫茫大海撈針。她試圖去尋找東南亞移民的群像,尋找他們的共同之處,但卻發現了他們彼此的差異。這些異性質之高讓她越是靠近,就越是看不清楚這個群體。
於是某次她忍不住,向當時交涉的南洋姐妹會提問,“你們有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群像?”、“你們有沒有覺得台灣哪位學者整理的資料或調查是最準確的?”但南洋姐妹會的人都紛紛告訴她,沒有。
看似是個死胡同的答覆,卻讓芳儀恍然大悟,突破盲點。
“我當下突然發現說,我一直都在把他們當作是一個課題,但是其實他們是個有能動性的主體。我想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些經驗的話,我現在的創作不會有改變,還是跟以前一樣。”
打破格局之後,她重新找到創作核心,繼續挖掘劇場和這些群體、議題或人生故事之間的聯繫。芳儀慎重看待每一次的創作主題,小心翼翼承接他人痛苦的故事,與自己痛苦的經歷。她領悟到痛苦之所存在,是為了被突破。
因工受傷,朱芳儀:“我們要對痛苦懷有敬意。”
“我當時接了一個不到一個月就要首演的製作,進組後才知道原來我需要身兼很多角色,演員、動作設計、操偶等等。而且現場的操偶也是很遲才運送過來,我也在沒有跟原本的操作者溝通的情況下,硬是操作了一個我身體不能負荷的偶。我勉強地完成了這項工作,結果,當晚就進急診開刀了。 ”
手術之後,芳儀花很長時間復建。從翻身、起身再到走路,全都要重新開始學習。同時她還必須處理與工傷有關的勞保、理賠等等行政工作。來回不斷地申請、駁回與交涉,讓傷後常常只能在床上動彈不得,連生活經濟都出現問題的她,更是身心俱疲。
芳儀手術後花很長時間復建。
“在這過程中我感覺到有個很‘死亡’的狀態。它跟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無法成為舞者是不一樣的狀態。那種感覺就像牙痛,可能去拔牙就能消解了。可是這種‘死亡’狀態卻無法得到緩解,我在這狀態中持續很久,感覺自己快要瘋掉了。”
芳儀在講述這段經歷時,不時停頓整理思緒。她說,現在回想她並不會覺得這段經歷是悲傷的,反而更像是打開了某種通道似的,讓她對身體的活力有更多想法。
“在復建的過程中,我其實是重新打開了某些限制和想像。回想過去,我從小學開始跳舞,一直到十八歲。後來考進了藝術學校,但也因為脊椎問題而不得不放棄了舞蹈,選擇了戲劇系。所以我在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這幾年,一直都覺得‘天啊我就不是舞者’。”
“即便過程中我參與了許多舞蹈劇場、動作設計的工作。但是過去我對於舞者身份有某種認定,讓我覺得當時候的我距離舞者很遠。一直到復建的過程,我重新體會到身體的活力,它有點拆解掉了我之前覺得舞者應該有什麼模樣的想法。”
比起第一次動手術,第二次的受傷經驗對她來說打擊更大,感受更複雜。
芳儀在身體活動受障礙期間,更深刻地體會到肢體運用的邏輯與感受。外來問題或神經問題所導致的缺陷不一樣,不同軀體在不同狀態下也有不一樣的表現,她開玩笑說這一次的體驗讓她感悟到:“以前我們在劇場演瞎子、聾人,或是學習重新站起來的人,都真的是在亂演(笑)。”
“痛苦如果說要有意義的話,我們都是等它結束了才會浮現出來的,可是在過程中我們需要去面對和處理它。每個人在遇到自己超越不了的痛苦時,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巨大的,所以我們要對痛苦懷有敬意。”
“面對痛苦,我們就好像在煉丹房裡面,它似是要我們解開什麼,然後把我們帶到下一個維度去。痛苦需要被超越,而不是壓抑。因為如果不超越痛苦的話,我們就會一直活在裡面。”
刷廢片認識BTS,透過他們的音樂得到治癒
但在真正達致釋懷以前,芳儀也有過憤怒與不甘,如毛毛蟲破繭成蝶之前,必須經歷黑暗且孤獨的歲月。在這個過程中支撐她意志的,是可能許多人意想不到,卻也可能是有些人精神糧食的方式——透過追星。
“因為我動完手術後很長一段時間只能躺在床上,做很簡單或很沒有建設性的事情。當時我情緒也很低迷,沒辦法投入精神專注看影集,常常都是在刷很零碎的小廢片。我就是這樣不經意聽到了BTS的音樂。”
芳儀提到2018年她到日本去做田野調查,訪問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海外救援者時,耳邊一直播著的就是BTS的歌曲。
“我從聽他們的歌開始,認識到他們認真工作、生活的模樣,慢慢地越來越欣賞他們。我覺得他們就是藝術家,看著他們努力完成作品的時候,我會倍受鼓舞。”
2017年芳儀脊椎手術後第一次棚拍照片。
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,芳儀被這群努力生活,追求夢想的音樂人所鼓舞,之後還因此鼓起勇氣去報讀了博士班。“我也想要像他們一樣有精神,朝自己的目標前進。我就是看到BTS成員金南俊都已經去到聯合國演講了,我也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如今,芳儀再度出發,回歸劇場的舞台。她仍然走訪在不同的田野調查中,探索那些她好奇的、想體驗的事情。過去的打擊沒有讓她停下腳步,反而淬煉成了她的素養與底蘊,能夠更寬厚的看待人生。如同一隻百變狸貓,面對人生的百轉千迴,她將會不斷變形去抵抗、適應與成長。
從《女節》看到女性主義在不同斷代的面貌
2017年,芳儀受邀出席台灣第六屆國際藝術展《女節》。每四年舉辦一次的《女節》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女性劇場創作者和她們的作品。
“因為《女節》是好幾年才開展一次,所以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不同的斷代。早期的時候,我想那一代的女性創作者,她們呈現的抵抗的感覺會比較強烈。等到我去的時候,我自己其實已經不再那麼強烈地感受到我要抵抗壓迫感了。“
隨著性平運動的發展,性別意識也進步了許多。但是女性面對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的性別壓迫事件,對芳儀來說,女性要面對的是跟自己整個成長經歷有關的。
“在我的工作環境中並沒有遇到很明顯的性別壓迫事件,但是其實女性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不同,面對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。我覺得女性面對的問題跟她的成長環境、生活文化有關,她整個人的成長都會影響她的人格。”
當問及她心中最理想的性別平等是什麼狀態時,芳儀認為,目前的我們也許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。
“我從小就生活在性別很多元的環境中,目前我的同溫層普遍上性別意識也都進入到一個蠻自由的狀態了,但我覺得我也可能還有我自己都還沒能拆解的性別框架。所以對我來說,我覺得在我的性別意識還未達到更進步之前,我可能無法給出一個理想的答案。”
確實,社會與文化的價值觀一直在轉變,所謂理想的社會,應該要是可以不斷進步的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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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er Credit:朱芳儀
文 / 彭美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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